一生都在追逐火车的人——访著名摄影家王福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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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记者:曲倩 刘长玲
王福春简介
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,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, 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、编辑,2002年迁居北京,现为自由摄影人。
拍有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《中国蒸汽机车》《黑土地》《东北人家》《东北人》《东北虎》《地铁里的中国人》《天路藏人》
《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》等十几部摄影专题。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获得者,第三届中国摄影最高奖——金像奖得主,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“ 德艺双馨” 优秀会员。曾连续10届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展,两届获大奖。
2014年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被IPA(Invisible Photographer Asia) 评为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30位摄影师。2016年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获美国洛杉矶Certificate社会纪实摄影杰出贡献奖。2018年
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40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。2018年《生活中的中国人》40年在中国摄影展馆展出。2018年获第二届人民摄影家。2019年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40年在铁岭调兵山展出。2019年《我的家在东北》在沈阳展出并荣获第三届我的家在东北国际艺术节杰出贡献奖。2019年《蒸汽机车》与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赴英国五个博物馆展出。多次赴丹麦、法国、巴西、意大利、英国、俄罗斯、美国、荷兰等国家参加摄影展和画廊展。
哈尔滨站1994年
杂志:您一直以来拍摄火车题材的摄影,拍过绿皮车、蓝皮车、红皮车,一直到现在的白皮车,拍摄经验十分丰富。那您对于火车题材的拍摄有没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呢?
王福春:我选择了铁路这一行, 我的理念是, 你是什么职业,你就拍什么。我是铁路职业,我就拍铁路,拍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和车厢里的人。拍摄蒸汽机车,一直到它退出我的视线,退出历史舞台。我坚持了40多年拍火车上的中国人,见证了火车从绿皮车、蓝皮车、红皮车,一直到现在的白皮车动车高铁。这是我对铁路的感情,一种情怀。
上海-广州1996年
1977年文革一结束,我在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当宣传干事,写写画画搞宣传。工会主席让我拍劳模照上光荣榜,虽然在这之前我多次接触摄影,但是我没把摄影当回事,总觉得摄影是技术,画画才是艺术,但是从拿起相机后,画笔到今天我再也沒有拿起过。
文革结束开始打开禁区,拨乱反正,铁路职工们开始技术比武大练兵。我疯狂地拍,一年下来我拍好多片子,觉得摄影比画画来得快。
那时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,拍列车员为旅客服务,拍车站服务员扶老携幼等好人好事,后来看到车厢内有趣的、好玩的我也顺手拍下来,都是无意识地拍。
广州-成都1996年
我在工会当干事, 两次党委讨论下令提拔我上车间当书记。锻练半年回来后,要提我当工会副主席。但是我拒绝了,我不想当领导,我就想摄影,我就喜欢摄影。
1984年为了摄影,我从三棵树车辆段工会调到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,任专职摄影师,享受职工免票,为我拍铁路提供方便,。我先跑遍哈局管内的所有火车,后来我跑遍全国铁路线,利用坐火车的机会,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当专题拍,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线,一拍就40多年,拍下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的时代变迁,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铁路飞速发展的巨变。
杂志:您的摄影之路跟随火车的铁轨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,北至漠河、南到广州、东起上海、西至格尔木 那在一趟趟的火车中遇见形形色色的乘客,您有过哪些印象深刻的拍摄图片?觉得哪一个场景的抓拍是您认为可遇不可求的好照片?
王福春:这么多年在火车上拍摄,令我难忘的,让我感动的镜头太多了。每张照片背后都浸透着我的汗水和心血,都有讲不完的故事,叙不完的情怀。
1987年5月我前往大兴安岭拍摄森林火灾,我在河湾林场与军民奋战四天四夜,回来时在漠河-齐齐哈尔的列车上,在采访中发现一对年轻人和母亲抱着在大火中降生的婴儿,家里什么都没有抢出来,将唯一孩子抱出来。我马上找到车长汇报特殊旅客,车长和餐车主任很快为产妇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还加了荷包蛋,感动得一家人热泪盈眶握着车长手不放。那时东北天气很冷,我看一家人穿得很单薄,我顺手将我的新军大衣送给他们留在路上防寒用。
西安-郑州1995年
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95年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,一个五六岁的民工小女孩, 满身黑色汗泥, 光着膀子倚在车门头,站着睡着了,脑袋不停地耷拉下来又抬起来,我看着这小女孩,足足有五六分钟,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。摄影师必须有良心、良知和爱心, 你不被感动,你的作品也不会感动别人。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,我的心被刺痛了,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……我是苦孩子,两三岁时就没了爹妈, 是哥哥嫂子把我养大, 供我上学小学、初中、又上中专,对我来讲等于上大学一样。80年代我在哈师大又学了三年摄影, 圆了我不敢想的大学梦。我能坚持40多年拍火车上的中国人, 缘于我对铁路的感情,缘于我对哥哥嫂子的感恩回报。
武汉一长沙1995年
杂志:您认为您的人生经历、从业经历、拍摄经历等众多因素对您的纪实拍摄风格产生了哪些影响?
王福春:40多年来,我乘坐列车几千次,行程几十万公里,拍摄近40多万张底片,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。
过去拍片叫潜心摄影,现在叫潜伏摄影,就是不能公开,只能偷拍。因为人们防范意识高,给拍片带来难度。让你删掉、骂你几句是客气的,给你一拳、踢你两脚是正常的。另外我也形容自己是“职业小偷”,因我为在火车上拍片两眼到处看,在车厢来回走,你走一个来回还可以,你走十个八个来回旅客就把你当小偷了,因为你两眼到处看像小偷似的。我多次被旅客通报乘警, 说我是小偷,乘警审讯查证件,弄得我哭笑不得。这些年在车上拍片,练就了一双“贼眼”,列车什么地段小偷多,小偷什么时候出场,我非常清楚。有时遇到小偷,小偷以为我是小偷,其实他才是小偷。
广州-上海1996年
火车是一个流动小社会,是一个临时大家庭。中国人出行首选火车,80年代初期民工潮开始涌进车厢,人满为患,乘车难,买票难。就在那时我在火车上拍摄, 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, 可以这么说, 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。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,左腿胫骨骨折,三九天掉进松花江,掉进镜泊湖,坐汽车掉进兴凯湖,几次大难不死......
1995年7月10日我乘哈尔滨-北京-西宁-格尔木-武汉-长沙,一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,头痛的历害,整宿睡不着觉。又从高海拔到到武汉到长沙高温地区,我是北方人,在冰雪里长大的,耐寒不耐热。车厢里有40多度,汗味、烟味、臭气味,熏得我喘不过气来,全身都湿透了,头发被水洗似的。后来实在受不了,虚脱晕倒在车厢里,半个多月时间瘦掉10多斤。
双峰-长汀1986年
最让我惊心动魄的一次,是在 1991年,哈尔滨-上海的列车上,车上超员百分之200多,座席底下、行李架上、厕所里、过道全挤满了人,我被夹在人群里,挤也挤不过去,想出也出不来,挤在中间一动不能动, 趁列车的紧急制动, 车一晃动, 顺势挤出人群。我要走到另一节车厢,只能下车走,可我还没能走到另一节车厢门时,车就开了,我赶紧跑两步,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,列车运行在站内速度还较低, 身体还保持垂直, 等到出站后, 车速快了,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,就在这关键时刻,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, 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, 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,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,十多分钟站不起来,说不出话来。到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站,很多旅客都说,你不要命了! 你可以不上,乘下趟车走,我说不上不行啊!我的摄影包在车上,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。那是我摄影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危险经历。
沈阳一大连1994年
还有让我最痛心的一次,是在2015年7月10日我在前往杭州摄影函授学院讲课的路上,在高铁上被暴打。
我在车厢拍年轻母亲和孩子玩手机的场景,他爱人坐在过道对面,我没看见,他尾随我走了几节车厢,看我不正常拍片,拿我当坏人。等我走回车厢门头,没说一句话,他一把掐住我脖子,猛地一重拳打在我门牙上,瞬间出血,木了不知疼,牙松动了差点掉下来。紧接着又一重拳打在我头上,眼前一片黑,他两手掐着我的脖子,不然我肯定倒地上了。随后车长乘警报警,下车后到公安局填表审查登记。杭州摄影函授学院院长等我两个多小时,我一看嘴坏了,牙松动了,但是还能说话,不影响我第二天讲课,我就原谅他了。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一次被暴打。
齐齐哈尔-北京1996年
这么多年我拍火车上的中国人,得到各媒体报纸、杂志、电视的宣传, 感动了原铁道部宣传部文联领导, 主动给我开免票、开介绍信,支持我继续拍动车、高铁里的中国人,这就是我的铁路情、摄影缘。
今天我再次踏上高铁列车时,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, 列车全变了,变成了“陆地航班”“流动的豪华宾馆”。北京至上海不到4个小时, 真是千里一日还。北京至广州不到8个小时, 朝发夕至,给人民出行带来快捷、方便。满车厢人有低头玩手机、玩笔记本电脑、玩iPad的,还有化妆的、美容的,车厢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广州-成都1996年
在2010年央视3频道董卿主持的“我要上春晚” 栏目中,我讲述了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30多年变迁,节目播出后,我的知名度迅速走红,几天功夫上传几十万次。
我现在在火车上拍摄,总有人把我认出来,主动和我留影签字纪念,让我有种名星的感觉。
杂志:人都会有怀旧的心理,尤其是艺术工作的从业者。像黑胶唱片、留声机在很多人心中都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。那对于摄影者来说,现如今是数码时代,有没有特定怀念胶片时代的某些珍贵的品质?
王福春:我对胶片的感情太深了,数码刚出现时,我这人比较传统,对数字影像总是持有偏见,曾说过将传统影像传统到底。我为什么用8x10大画幅拍东北人,就是抗拒数字影像。可偏不凑巧, 在我拍地铁里的中国人时,我钟情多年的莱卡胶片相机却无能为力了。后来我买contaxg2全自动相机还是不灵,在我困惑无奈的情况下,试用了一下小数码口袋机,按下快门立杆见影,让我一下找到感觉。
哈尔滨站 1995年
真正的优秀作品不在乎是用胶片还是数码拍的,关键是有没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2018年7月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火爆,不但摄影圈人喜欢,老百姓更喜欢,看了我的作品没带来伤感,又带来难忘的美好回忆。观者说:“我当年乘车扒窗户往里爬,地上铺张报纸躺上就睡......”非常接地气,12天的展览,我天天和观众合影留念,主动买我画册签名,让我特别感动。
重庆-洛阳 1996年
杂志:在摄影之路上,您秉承的理念是什么?有哪些探索和追求?
王福春:我是东北人,东北人死心眼,一条道跑到黑。凡是我认准的事,一做至底,不会改变,冲过黑暗就是黎明曙光。但多数人没有选对方向,没有决心,没有毅力。另外人生要有爱好,干自己喜欢的事,成功率最高。我前半生搞美术,写写画画搞宣传。后半生我摄影,虽然把画画放下了挺遗憾,但我把美学潜移默化融入摄影,摄影作品就有美感,特别我喜欢画漫画,我把漫画讽刺幽默元素融入摄影,张张搞笑,幅幅逗乐。在幽默中引发思考。因为人的精力有限,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——摄影。
南昌一上海2007年
杂志:您的摄影之路上,有哪些摄影家或者摄影作品对您产生了影响?或是您比较欣赏哪位摄影家的摄影作品?
王福春:对我影响最大的摄影家是法国的布勒松、马可吕布, 巴西的萨尔加多,还有日本的久保田博二,不但影响我,还改变了我的摄影方向。我刚拿相机时,正赶上文革刚结束,人们没有抓拍意识,全摆拍,追求高大上、红光亮,还有拍风花雪月,追求光影美。80年初日本摄影家久保田博二在黑龙江展览馆展览,作品一两米大,一下把我给震住了! 包钢上万人职工骑自行车上班,那真实生动气势的画面一下打动了我,同时改变了我的摄影思想和观念。由外表美转向内容美, 由拍沙龙转拍纪实。那时还没有纪实一说,也没有专题一说。在这些大师的影响下一路走到今天。也受到中国老摄影家吴印咸、沙飞、徐肖冰、石少华等影响,以及当代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 、朱宪民的中国百姓、王文澜的自行车王国、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 、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等多位摄影对我都有影响。
北京-上海2010年
杂志:您的作品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,在英国约克的大英博物馆也曾亮相,并且在英国多家知名博物馆开始为期三年的巡展。那么对您来说,这段经历带给您更多的是什么?是来自创作者自身的骄傲自豪?还是促进一种文化传播的骄傲?
王福春:摄影师不是靠奖牌奖金荣誉说话,是靠作品的实力说话。你的作品有社会价值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,能给社会留下珍贵的历史印记才是好作品。
北京南-上海虹桥(复兴号) 2017年
能在艺术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展办展,是我不敢想的。我作为中国摄影师能受邀在英国五个城市的铁路博物馆巡展三年,能给中国添光加彩,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通过摄影展览,促进中英文化艺术的交流,增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,让我无比欣慰。
上海-北京2016年
杂志:您对于未来的摄影生涯有什么期待、期许?还有哪些想要达成的目标?
王福春:火车上的中国人和生活中的中国人我还会继续拍,如果能再拍十年,我再办出火车上的中国人50年和生活中的中国人50年的画册和展览。这是我的梦想。
北京一沈阳2009年
我的摄影专题还有地铁里的中国人、中国蒸汽机车、黑土地、东北人、东北人家、 东北虎、雪乡、幽默摄影等十多部。正在整理调图编辑中,陆续出版和展览。这是我一生的心血。
重庆-北京 2014年
外国人特别喜欢我的作品,我多次应邀赴日本、丹麦、法国、巴西、意大利、英国、俄罗斯、美国、荷兰等国家参加摄影展和画廊展。因疫情好多国内外展览都停了,期待疫情好转,继续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。
北戴河-北京2015年
【本刊评论】
一生只做一件事情的人
从拍摄在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到绿皮车、蓝皮车、红皮车再到现在的白皮车,王福春一生都在陪伴着中国火车的发展一路前行。他是中国铁路发展的见证者,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证者, 从车厢中的变化感知社会的变化。
跟随火车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,在一趟趟火车中遇见各种形形色色的人、事,用心感受,用心去拍摄,尽管多次被误解、被暴打,甚至差点丢了性命, 他也丝毫没有退却, 坚持用相机记录、拍摄、定格一个个车厢中感人的瞬间。
他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——摄影。坚持是成功的唯一的道路,认准的事情,一做到底,至死不渝。